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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改变取向行动研究》系列文章(三)
发布时间:2016/8/30  浏览次数:693   

前  言

    2008年以来,中华女子学院的杨静教授与其所带领的北京近邻以及大陆的一群年轻人开始学习和传播来自台湾辅仁大学夏林清教授在台湾所推动的“社会改变取向行动研究”。该行动研究的核心理念为“培养好的实践者,寻求人性化的社会改变的途径”,它致力于社会实践和社会改变,包含了一套指导实务工作者如何扎根于本土的实践中去找到行动力量的方法。该行动研究适合于社会工作专业引用,有助于实务工作者认识到在实践中行之有效的理论是什么、这些理论如何产生并发挥着怎样的效用,也能够避免简单借用理论对丰富的实践经验贴上标签。

    本系列文章是北京近邻与《中国社会工作》杂志合作开辟的传播行动研究的专栏。以一群大陆农村社区草根组织的青年工作者以及台湾行动研究的前行着在学习和实践行动研究过程中的实务工作和成长经历为样本,书写其对行动研究理论和操作方法的理解、对于实践的反思和领悟,为大陆的社会组织工作者和社会工作同行提供一种思路和行动的借鉴。


从经典导读参看社会改变取向的行动研究的发展


 海南和仁社会工作服务中心 吉家钦

 

 

 

价值迷失与实践失效的现象与根源


       2008 年汶川地震后,我国的社会工作蓬勃发展,并进入快速专业化的轨道。经过几年的发展,社会工作获得了很大的进步,但也出现了一些值得反思的问题。在笔者看来,目前我国的社会工作面临着两个主要问题:第一,以利他主义为核心理念、以实现社会正义为己任的社会工作本身就是一个附带价值取向的实践介入过程,但自上而下的推动方式在某种程度上造成一些普适性社会工作价值的流失,在本土的专业价值体系尚未完善并未获得广泛认同的前提下,我国的社会工作将出现专业价值冲突或专业价值迷失的现象。第二,我国社会工作知识体系的两层借用,即全球的社会工作尚未形成自主性知识体系而借用其他学科的知识体系开展工作,以及我国社会工作领域缺乏本土知识体系建构而西学中用,进一步加大了社会工作的理论与实践的分离,乃至造成实践品质的低下以及社会工作理论本土化的滞后。

 

我国社会工作的价值冲突与价值迷失以及实践品质的低下和理论本土化的滞后,是业界普遍面临的现实困境,比如,社工行业留不住人,其根源不仅在于社会各界对社会工作价值认同度低,而且涵盖着业界内部专业价值认同缺失的因素。实践品质低下及理论本土化滞后的问题,则一直是业界一个众所周知的沉疴,而快速的社会工作专业化使得这个沉疴出现加重趋势。

 

其实,人文社科领域的价值迷失与实践失效是一个全球性问题,一百多年来,科学哲学对此的辩论与探索从未停歇,并发展出不同流派的研究方法和实践模式。其中,行动研究的出现与发展就像从探险家手中甩出的那根绳索一样,令人充满期待而又不安。

 


行动研究的源起与理脉

 

自从人文社会科学研究引入实证主义科学观,关于理论与实践脱节以及由此而来的人与社会被异化的问题及其批判一直如影随形。实证主义科学观强调获得知识的可信度,故预设价值中立等一系列科学规范与原则,使得基础科学与应用科学、科技理性与价值理性产生分离,并形成一种基于知识信度的科学等级制度,而这被学界广泛认为是理论与实践脱节及人与社会被异化的根源。因此,促进理论与实践(或科学与行动)、科技理性与价值理性的结合,成为人文社会科学研究的一个重要任务。

 

在社会科学领域,看重理论(科学)与实践(行动)结合的研究,普遍被称为行动研究。一般认为,行动研究的概念最早由科利尔提出与应用,而事实上,约翰·杜威、库尔特·勒温及尤尔根·哈贝马斯等人的有关思想才是行动研究的底色。

约翰·杜威是实用主义哲学思想的创始人之一。他认为,社会科学的科学实验是直接做的模式,强调科学方法要放到社会实践中才能有效发挥其实用性,他在其著作《我的教育信条》和《哲学的改造》中提出的教育即实践”“教育即经验改造以及把哲学改造为实用哲学等观点,基本上体现了他的实用至上的实践理性思想。库尔特·勒温是美国著名的社会心理学家、实验心理学的创始人,以研究人类动机和团体动力而名动天下。勒温把他的人类动机与团体动力的理论用于实践,希望通过社会实践来达成社会的变革,正如他所说的:认识世界的最好方法是改变世界,这就是勒温的团体动力学的指导思想,也是他的行动研究主张。勒温的社会学观点主要汇聚成两本专著,即《社会科学中的场论》与《解决社会冲突》,但这两本专著目前在国内难寻踪迹,不过前两年在国内出版的《人格动力理论》可以帮助读者一窥其行动研究主张。

 

作为实证科学家的杜威和勒温均希望通过直接做的方式实现理论与实践、科学与行动的整合。总体上,杜威的哲学思想倾向于实践,主张把科学知识与方法推进实践以实现它的实用性,我们称之为实用主义的行动研究。勒温则注重科学的作用,希望通过科学与行动的整合来完善科学对实践和社会的作用,我们称之为科学的行动研究。另外,勒温证明了复杂的社会现象可被实验性研究,并强调经由民主价值观向既存现况发起挑战的重要性,这两大贡献为行动研究发展播下了研究取向和改变取向的种子。

 

上世纪40年代,法兰克福学派的霍克海姆和阿尔多诺借助韦伯的工具理性的哲学思想,发展出了科技理性批判(其大意是,作为人类特有的思维认识能力的理性曾把人从神学的迷思中解放出来,却在和科技结合过程中由于自身的辩证发展而走到它的对立面,最终演化为追求片面目标与奴役人的工具)的观点,但霍克海姆等人认为,科技理性危机的根源不在于科技本身,科技危机其实是社会危机的表现。

 

但是,法兰克福学派的第二代领袖人物尤尔根·哈贝马斯认为霍克海姆等人的批判不够彻底,他在方法论的角度赋予科技以原罪性质,展开对科技本身的批判。19世纪以来,实证科学在自然科学领域取得巨大成就,使得人文社科领域奉其为圭臬,但哈贝马斯在其著作《作为意识形态的科学与技术》一书中对其进行大批判。哈贝马斯认为,为了获得可信的知识,实证科学观把价值理性从知识体系中驱逐,遮蔽了人在实践中的价值取向和自我反省,从而导致了理论(科学)无法为作为社会主体的人服务,乃至造成科技(专业技术)对人的奴役,哈贝马斯认为,人的自由与社会的解放,才是科学技术的本来目标。作为哲学史上人本主义典范的批判解放理论所看重的价值理性,成为行动研究发展的另外一块基石。

 

其他批判实证主义的哲学思想,如演绎主义、后现代主义等均为行动研究的发展提供理论养分,但总的来说,杜威的实用主义行动研究的实践理性、勒温的科学行动研究的改变取向以及哈贝马斯的批判解放的行动研究的价值理性成为行动研究发展的三个主要的立基点。

 


行动研究系统理论(行动科学)的建立

 

杜威与勒温尝试以直接做的模式来促进理论(科学)与实践(行动)的整合,以期形成一种具有实践取向与实验心态的社会科学精神,但在总体上,他们的研究与实践模式依然无法超越实证主义的局限,只能以打补丁的形式来保全科技理性模式。哈贝马斯对实证科学观的批判一针见血且毫不留情,却在解构科技理性之后一直无法建立起可推入实践的方法论,这也成为他学术生涯中的一个重大缺憾。

 

唐纳德·A·舍恩和克里斯·阿基里斯的出现,改变了行动研究的发展现状,他们在前辈们学术成果的基础上联手发展出一门独具一格的既可生产行动又可生产行动理论的包容实践理性、改变取向和价值理性在内的行动研究理论体系,即行动科学。

 

  唐纳德·A·舍恩是美国著名的哲学家,他的研究领域是组织学习与专业效能,从上世纪 80 年代中期起,他的学术思想对美国的教育、心理和社工等领域起到广泛而深刻的影响。身为主流科学家的舍恩敢于对盛行的科技理性及其成就的专业提出质疑与挑战,并在解构科技理性的基础上建立起实践取向的行动研究的认识论与方法论。

 

舍恩的《反映的实践者》被笔者奉为行动研究从一种研究范式转化为系统理论科学的开山之作。舍恩在书中对实证主义及其认识论即科技理性进行检讨、批判与解构,并认为,优秀的专业工作者在行动中的所知远甚于所能说的,在面对复杂的、独特的情境时,他们在实践中展现出一种不同于科技理性的、具有直觉艺术特点的专业能力,但这种能力真实地存在着,却不能被清晰地、系统地表达出来,也无法嵌入主流的专业理论模式。为此,舍恩通过对五个专业案例的实践历程与行动逻辑进行讨论与分析,构建出了行动中反映反映性实践的哲学观点。说白了就是,行动研究的知识是实践的知识,而实践的知识在本质上是一种有待揭露的隐性知识(隐性知识是匈牙利哲学家、政治经济学家卡尔·波兰尼最早提出的概念)。比如,一些没有受过任何专业训练的老农种庄稼比农业专家强,并能够准确预测自然灾害,但他们并未觉察或无法描述支撑他行动的知识是什么——毫无疑问,这种能力在人类行动和社会实践中无所不在,且发挥着重要作用。因此,行动研究要做的,是帮助人们把这种隐含在人类行动中的知识揭示与描述出来,并经过批评、修正与处理后重新推入新的行动和实践之中。

 

实践性知识中的大部分就是行动中的隐性知识(以及行动中的反映能力和实验能力),这就是舍恩的实践认识论;把这种隐含知识揭示出来,通过重新框定问题并制定行动目标与行动策略,以启动新一轮的行动,就是舍恩的实践方法论。后来,舍恩又出版了另外一本著作《培养反映的实践者》,作为对《反映的实践者》在方法论上的深入与拓展,他通过对大量教育领域的个案进行分析与研究,充分展示了反映性实践的特点、原则与方法。一般认为,舍恩的实践认识论与方法论就是行动研究的认识论与方法论。

 

克里斯·阿吉里斯是美国著名的科学家,他为中国大陆学界所知晓与推崇,是因管理学大师而非行动科学家,但笔者认为,阿吉里斯的伟大之处在于他和舍恩及其他伙伴承接住了勒温的科学的行动研究思想,共同发展出了行动科学。

 

在《反映的实践者》和《培养反映的实践者》成书之前,阿吉里斯和舍恩根据两人多年以来进行的介入性实践共同建构出一套关于人际世界的行动理论,并把之整合成《实践理论》一书,致力理解与分析不同的专业与组织行为特点与逻辑,探索了知识、环境及行动方式对学习的影响。在此基础上,阿吉里斯等人把有关介入性实践的经验与理论汇聚成一部专著,即后来被行动研究领域奉为圭臬的《行动科学》。


顾名思义,行动科学就是研究和指导人类行动与社会实践的科学,阿吉里斯在该书中阐述了行动科学的规范与原则,如可证伪性、演绎性以及价值介入等,并认为,行动科学是为实践服务的知识,实践过程就是知识生产与检验的过程,行动科学的知识被行动者所认同、理解与使用,同时主张人们在价值观层面学习以改变既存现况。而后,阿吉里斯进一步拓展了舍恩的行动中反映与反映性实践的观点,发展出了独具一格的行动理论,即轰动人文社科领域的关于信奉理论与使用理论、单路径学习与双路径学习等科学观点,并通过和三个常规科学案例的比较来证明行动科学可超越常规科学的局限,最后采用介入性实践的案例展示行动研究的学习过程,从而把前辈们对科技理性的纸上批判推入实践。

 

     阿吉里斯认为,行动科学家要通过行动科学的方法(即反映性对话与反映性实践)帮助行动者反映与揭露使用理论并学习使用新的使用理论或信奉理论,即协助行动者戳破信一套却做一套的个人与组织的例行防卫机制,促进其在价值观层面学习,学会运用新的行动理论(或信奉理论)。笔者认为,阿吉里斯的行动科学超越了前人对理论与实践的思辨性纠缠,真正实现了知行合一以及工具理性价值理性的统合。

 

至此,舍恩与阿吉里斯合力把杜威、勒温与哈贝马斯的有关研究模式与理论观点发扬光大,并发展出具有实践理性、价值理性与改变取向等特点的独具一格的行动科学。行动科学的建立,用科学的方法洗脱行动科学的非科学污名,用理论与实践生产方式相依存的模式接合了理论与实践的缝隙,更重要的是,行动科学强调人作为社会主体在正向价值观上的学习,以人的自省与觉悟为起点推动社会的改变。因此,我们也把这一行动研究路线称为社会改变取向的行动研究



行动研究在中国的本土化

 

作为一门为实践服务的知识,行动研究的首要任务是帮助行动者把行动中的隐性知识揭示出来,并经由批评、修正与处理后重新推入行动,这其实就是揭示使用理论并学习使用新的使用理论(或信奉理论)的过程。但是,由于隐性知识(包括使用理论)具有社会性和文化性,所以反映性实践必须接通具体的实践场域的人文底蕴和行动者个体的生命脉络,才能有效地帮助行动者对社会性的、文化性的隐性知识有所觉察和反省,鉴于此,具体实践场域里的行动研究过程其实也是行动研究本土化的过程。

 

虽然舍恩和阿吉里斯都对隐性知识与使用理论的社会性与文化性有所阐述,但并没有做更多的展开性的分析,特别是并未把之整合进反映性实践(对话)的实训之中,这使得起源于欧美的行动研究的“东进”遭遇本土化的困难。所幸的是,他们的学生夏林清弥补了这个缺陷。

 

    夏林清从 1976 年到 1986 年有过两次出国留学的经历。1986 年,在美国哈佛大学跟随舍恩和阿吉里斯学习行动科学的夏林清获得博士学位,重返台湾辅仁大学教书,并将行动研究方法运用到草根教育与运动方案之中。本世纪初起,夏林清开始与大陆学界与社会团体展开学术与经验交流,并以行动研究的方法为大陆不同的社群提供协作。在中华女子学院社工专业教师杨静及其团队——北京朝阳区近邻社会工作发展中心的推动下,通过组织青年社会工作者系统学习行动研究形成了一个立基本土实际的研究与实践社群,并以此为起点推动这一支行动研究在中国大陆的本土化。


夏林清把和杨静的合作形容为从独舞到共舞,说明不同地景中的人因实践经验不同而产生合作张力,而克服这种张力则意味着外来知识与本土知识在实践中的融合。的确,夏林清一直致力于突破行动科学的实践理性与反映理性的局限,尝试在自身及伙伴的本土践行中借力使力地接通本土的人文底蕴,以推动行动科学的知识转化为符合不同的本土特点的实践知识。

 

夏林清的这种学术思想体现在其代表作《斗室星空——家的社会田野》之中。《斗室星空》以家为社会田野描述台湾快速工业化及特殊历史背景下的个人与家庭的丰富样貌,希望帮助基层社会工作者以家庭经验为土壤,以微知著地看见家庭关系所承载的社会力道,培养他们对关系差异性的理解与包容,并以此为起点,发展出正确对待关系的能耐及专业工作的能力。可见,进入个人生命脉络、对接在地历史底蕴是夏林清推动的行动研究方法的主要特点之一,而其目的就如她在书中所讲,专业工作者若不能辨识台湾与中国家庭在过去数十年中所发生的社会存在与生活经济政治条件的演变对于家庭内部经验的作用方式,就只会沦为欧美资本主义小家庭理论与方法的搬运工,也助长了专业证照制度的错用与浮滥

 

基于此,笔者认为夏林清对这一支行动研究的贡献不仅是把之引入华人世界,更体现在因地制宜中的活化和传承——在反映性实践(反映性对话)中引入历史性,接通实践的源头活水,帮助行动者透过本土传统与历史来检查行动策略和改变行动策略;引入命性,则进到行动者立基生命历程的行动脉络,促进个人作为欲望主体的复苏,并生产出有温度的实践性知识。

 

夏林清把历史性、生命性的议题整合进行动研究的解决之道中,丰富了这一支行动研究的价值取向与改变取向,并打通了理性与感性的关系、生命与行动的联结。同时,夏林清在行动研究本土化方面的努力与贡献,为人文社科走下象牙塔、根植于在地实践提供了成功范本。

 


结语

 

为了让读者对社会改变取向的行动研究有更深的理解,笔者另外推荐几本相关的著作,以供参考。


   被世界各国发展工作者奉为圣经的保罗·弗雷勒的《受压迫者教育学》从批判积教育入手,提出学习是一种立基于对话式教育的社会(实践)建构出来的经验,并把这种经验延伸到他所处的历史脉络中,将对话式教育赋予人性解放与社会改造的意涵。由于深受杜威的实用主义影响,保罗·弗雷勒的思想具有实践理性与改变取向的特点,特别是他的对话性探究、彼此介入关系的建立以及人性化社会改变的观点和舍恩、阿吉里斯的行动科学理念乃至方法有着异曲同工之妙。

 

另外推荐的两本经典著作是《改变:问题形成与解决原则》和《行动研究导论:教师动手做研究》。前者所提倡的方法论和行动科学的方法论一脉相承,而后者则是一本严格意义上的关于行动研究的工具书,它立基于舍恩的《反映实践者》和阿吉里斯的《行动科学》,展示了教师动手做行动研究的方法、程序与规范,可为不同领域的专业人士参考与借鉴。

 

国内的行动研究学习社群在慢慢壮大,并逐渐成长为一支散落在全国各地的扎根基层的自主实践力量。他们把关于行动研究的交流、学习与实践的结果初步汇聚成两本专著,即《行动研究与社会工作》和《行动研究经典导读》。虽然这两本书只能算是行动研究的初级读物,但基本再现了这一群人学习与实践行动研究方法的历程,并折射出在科技理性与社工制式化盛行的现状里某些人对专业能力的追求与对专业价值的坚守。

 

面对疏道重术,而术亦不精的社会工作困境,国内行动研究学习社群的经验表明,即使社会工作者无法穿越专业区隔,但只要他们勇于放下自我防御、打破惰性实践思维,坚守(学习)社会工作专业价值、提高自主实践与生产实践知识的能力,就能够以破蛹成蝶的姿态迎接可以预期的未来。问题是,我们能够舍弃科技理性模式的干爽高地而选择行动研究的低洼湿地吗?或许,行动研究还只是一根探险者手中甩出去的细长绳索,但它至少指明了另外一条可行路径,哪怕前面山高水长,却已足够吸引。


文章刊载在《中国社会工作》2016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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